一个人并不总能选择自己要奉献的事业。有时，事业反而选择了人。这正是35岁的爱尔兰记者莎莉·海登(Sally Hayden)的经历。五年前，她开始接到来自拘留中心移民的求助信息。她深入参与，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报道所谓的“移民危机”成为她工作的重心。最终，她出版了《我的第四次，我们淹死了》(2022)，这本书获得了包括奥威尔政治写作奖在内的多个奖项。
问题是，尽管欧洲有很多关于移民的讨论，公众舆论是否真正意识到移民所经历的苦难呢?
答案是否定的。欧洲的公众辩论与那些希望来到欧洲的人的真实经历完全脱节。甚至“移民”这一概念本身也显得不人道。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怀有希望、梦想和家庭。我们常常忽视一个事实：我们所经历的真正危机是全球不平等的危机。许多人没有合法旅行和获取签证的能力，导致他们的旅程充满绝望和危险。
问:社会上对移民存在某种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是否与你所遇到的从北非前往欧盟国家的人相似?
答:问题在于，他们常常被视为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促使他们离开家园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我在利比亚的拘留中心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艺术家、法律或医学院的学生、牙医……有些来自西非，有些来自东非。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来自大陆另一端的人。
问:在书中，您强调欧盟和联合国对利比亚等国发生的人权侵犯行为负有重大责任。这种共谋是否达到了顶峰?
答:是的，当然。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我发现欧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其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是在代表(公民)采取这些行动。他们的理由是(欧盟)公民希望这些政策。但我相信公众舆论并未真正理解欧洲政策的后果，这意味着将整个家庭关在发生严重虐待的地方。许多人甚至在那儿丧生。
欧盟对将被海上截获的人送回利比亚拘留中心负有直接责任。教皇方济各称这些拘留中心为“集中营”。我们的税收支持了独裁者、军阀和剥削他人的体制。这个问题不仅限于利比亚：欧盟的反移民政策对其所有边境都有有害影响。
问:对许多人来说，即使他们被正式承认为难民，甚至在欧洲获得合法身份，噩梦也不会结束。
答:是的，因为通常，一旦危险过去，创伤就会显现。(这是)大脑试图消化所经历的一切。许多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失眠和其他疾病。在合法化身份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向当局反复讲述这些可怕的经历，这并没有帮助。
问:媒体在多大程度上也负有责任?
答:很难一概而论媒体的责任。移民问题确实被报道，但很多时候，这只是反映和再现政客们非人性化的言论。其他时候，我们把地中海的受害者视为简单的数字。那些经历这一切的人的声音被忽视了。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正是我在写这本书时所努力做到的。报道这个问题的一个挑战是，许多记者缺乏足够的资源——包括时间——因为他们的媒体无法支付[适当报道]所需的费用……
问:你认为欧洲舆论为何如此麻木不仁?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获取世界另一端发生事情的信息变得容易，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却很容易忽视这些问题，不愿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移民的原因，往往与我们的行为息息相关。在塞内加尔，大型外国渔船正在掠夺当地渔民赖以生存的鱼类资源。在索马里，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使这个几乎不排放污染气体的社会陷入饥荒，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
问:如果没有公众的压力，政策的改变是否会通过法院裁决实现?
答: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正在调查欧洲的反人类罪行。我的文章被用作证据。也许这些法律斗争会取得成功，并能够改变现实[并取得比一些新闻报道更多的结果]。这很棘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欧洲国家需要移民来填补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空缺。
问:如此接近这些棘手的案例，在心理层面上对你有多大影响?
答:你常常因为错过了一条信息或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内疚。由于拘留中心禁止使用电话，被关押的人只能在晚上给你写信，有时甚至是凌晨三点。这本书的成功属于他们——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信息泄露出来。他们才是真正遭受苦难的人，应该成为故事的中心，而不是我。
问:你将来会继续报道移民问题吗?
是的，我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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